m.young的博客

佛山小悦悦事件，让全中国舆论哗然，将新近发生的飞行员罹难、煤矿透水、客车翻坠等诸多悲剧都忘却了一般，新闻聚焦到了这个孩子和那十八个路人身上。

今晚，我在凤凰卫视“震海听风录”栏目，第一次看到了事件录像，也听了几位专家的见解，心里堵着一些话，有不吐不快之感。

有专家说，这是其它国家没有的现象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举一个例证，在高中语文选修《新闻阅读与实践》中，第14课一篇选自《朝日新闻》的新闻评论，题为《车文明》，谈的恰是日本社会的此类现象。文中针对的事实，是一个日本女人将自己的孩子抛弃在“清晨微暗的高速公路上”，“拿着奶瓶”的三岁孩子“蹒跚地走着”，“时速100公里的汽车”“嗖嗖地”“飞过”……而事件无独有偶，记者以血涂身，化装成伤者，同样遭遇二百多两车司机的冷漠。《朝日新闻》的记者，是想借此谈“车文明”对人性的冲击。这是一篇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的评论，至少由此文可以证明，这样的冷漠，是当前人类要解决的共同问题，而不止是中国的问题，请不要简单地用一句“中国人的良心坏了”来概括。

但当下的中国，也有中国自身的问题。我愿意诚实地扪心自问，来面对这个问题。

我不想谴责那十八个路人，我愿意将自己置于那个情境，叩问自己的心——如果我也路过了并见到了这个孩子，我会怎么想、怎么做。

说实话，我的第一反应，可能会判断那是一个弃婴。中国的弃婴事件众多，尤其是女婴或身体残疾的孩子被弃。奇怪的是，我们的弃婴或溺婴在法律上虽是不允许的，但“不告不理”，也没有听说有此类公诉案件，此中逻辑是，人家自己的父母不想要这个孩子了，关你什么事！孩子的生

“面子”和“里子”

动车事故之后，CCTV的“共同关注”里，关注最多的就是小伊伊。

这是与中宣部要宣扬“大灾之中有大爱”的要求最为符合的一个“新闻点”。

这个被称作“奇迹”的小女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奇迹呢？一般我们说“奇迹”的时候，都是一种幸运与愉悦，可是，这个“奇迹”真的令人心酸……有的儿科医生说，孩子在三岁之前的记忆，是非常微漠的；我自己的孩子，也几乎不记得三岁之前的事了。这对这孩子而言，是幸运吧——如果这场噩梦能够抹去，如果关于爸爸妈妈的甜蜜记忆可以被取代，那么，也许是幸运吧！但是，怎么可能呢？她已经会哭着找妈妈了……是谁，又是怎样，向这个孩子解释爸爸妈妈去了哪里？长大之后，即便她衣食无忧，她又该怎样认知这场噩梦？

我们又该怎样认知这场噩梦？这噩梦，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？

我教学生们写文章，对于“偶然与必然”的辩证法，可谓驾轻就熟；可是，现实的“偶然与必然”常常残酷到我只想逃离回避。但既然开始了这篇文章，还是请允许我为朋友们梳理一下这来龙去脉。

首先声明的是，我的资讯来源，全部是国内“正规媒体”与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，以下会一一注明。

虽然据CCTV报道，事故调查结果要在九月份公布，但从如今已经锁定的线索看，这场被铁路专业人士称为司机“就是想撞也撞不上”的事故中，所有关键的环节都出事了，一重又一重的保护，被轻松地卸去。

据《南方周末》7月28日报道《“不可能”的事故》告诉了我们冰山一角：

这起不可思议的事故究竟如何发生的？南方周末记者由铁道系统内部核心人

“因噎”不“废食”？

文/ m.young

“7·23”动车之难，已经过去9天了。

这几天里，我一直处于教育培训中，接下去，依然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暑期，我被安排了三个培训。这可以是看做教育部加大对中小学教师培训力度的一个局部表现。这样的培训，是不管我是否需要的，哪怕它很荒唐地重复进行，培训经费也要执着地落实到我头上，而后以某种文件方式告诉我，为了生存，你必须接受。而我自己制定的阅读与旅行计划，在这样高密度的培训中，几乎要搁浅了。我一度感到很悲哀，但是当更为悲哀的“恸车之难”发生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自己和家人在一次次远行后回到温暖的家，本身就是一种“奇迹”。

死难者的血迹会变得淡漠，是似乎是不变的规律；中国人爱讲“痛定思痛”，可是，常常在接二连三的“痛”后，变得麻木，似乎生来是为了迎接下一个“痛”，似乎再怕死的人也是“向死而生”的。得知灾难的第一天，我很急切地想知道这两列开来福州的动车上有没有我的朋友和学生，我总是很积极地鼓励朋友们行万里路去感受江山千里之美，甚至计划让儿子们自己出省旅行，可是，这样的积极，在这个夏天，戛然而止。

这次事故会改变我乐于“行万里路”的态度么？是的，就算我自己还喜欢去旅行冒险，也不会鼓励孩子们这样了……孩子，不该遭遇这样的灾难，虽然总有人很没心没肺地说“苦难是一笔财富”，但上帝保佑，我的孩子和学生们，千万别遭遇这样的苦难。

有人会说，这叫“因噎废食”。是的，老祖宗说，因噎废食是愚蠢的，但如果一个老在吃鱼时聊天而被骨头卡了喉咙，却依然故我，那会是什么结果呢？

今天读到一篇绍兴一位方先生的奇文，题为“语文课，取消预习又何妨”，惊诧异常。我虽也有遇短文而令学生无须预习的情况，但要让所有语文课不预习，这样的想法，实在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范围。

超出我的理解范围的，首先在于方先生对预习所加之罪：

一是会导致学习主体的内驱力削弱和丧失；二是会导致教师无法准确把握、真实了解学生的认知起点；三是会导致课堂教学不公平，大部分学生被冷落；四是会导致“唯本是读”的狭隘的语文学习观；五是会助长教师惰性。

若这五宗罪真加在头上，倡导预习的语文教师们真真可以算是误人害己、祸国殃民了！

首先，预习会导致“学习主体的内驱力削弱和丧失”么？方先生的意见是，预习作为一种学习活动，有赖于学习主体自身的学习需求、兴趣和习惯的支撑，一旦被作为一种规范来加以约束，靠学校和教师施加的外力以强制的时候，学习主体的内驱力削弱和丧失。这话，真可以让我们整个教师队伍阵脚大乱了——他其实就是一句话：老师叫学生做什么，学生就会厌烦什么。这一条真的能成立的话，唯有“无为”了。可是这一条能成立么？所谓“养成教育”，就是在教育的过程中去培养习惯、激发兴趣，如果孩子生而一切习惯良好、学习兴趣浓厚，何必培养？若是这样，就更须预习了，因为方先生也肯定这种情况下预习效果好。于是我得出的结论是：对于习惯良好、兴趣浓厚的学生，我们不必要求，他会主动预习甚至自学；而对习惯不好、兴趣不浓的学生，为避免他课堂上陷入更被动的境地，须引导他做好预习。

其次，预习会导致教师无法准确把握、真实了解学生的认知起点么，真的会导致课堂教学不公平么？方先生的论

昨天北京三起醉驾案开庭，审结两案；音乐人高晓松被判六个月监禁，并处罚金4000元。从刑罚而言，六个月监禁，这是醉酒驾驶的上限，我个人觉得判罚尚可，毕竟他造成了四车追尾的直接后果，而且，以我对高晓松的臆测，这也是他可以接受的刑罚。

艺术家入监，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生体验的丰富。几天前我对家人笑谈，以后高晓松可以写出一支比陈佳明更好的《铁窗》。有人也许觉得这是一种冷漠的态度，但我以为坦然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，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

今晨听“中国之声”有关“高晓松醉驾案”的报道，听到了更细致的情节。庭审过程中，高晓松对自己的酒驾行为供认不讳，他还主动打断自己的辩护律师，称辩护已无必要。而在自我辩护环节，说了这样的话：

昨天下午我第一次离开看守所，戴手铐脚镣坐在囚车的地板上，看着车窗外自由的阳光……我以前一直以为，喝酒能给人自由，没想到却因喝酒失去了自由，就是因为我的喝酒行为，严重侵害了别人的自由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外，是我自己长期以来浮躁自负的结果。我愿意以最大诚意，来赔偿这次事故中的所有损失；我愿意终身做义工，宣传不要酒醉驾驶，我愿意拍摄宣传片，来告诫每一个喝酒的朋友，酒令智昏，以我为诫。

这样一段话，是不可能出于律师的授意，亦不像是为博取同情而矫饰，我相信他是真心的。

高晓松略显动情的声音在我是耳膜振动的同时，我真的感到了，我的心里也有一种感动，而且不由自主地就微笑起来。我知道我之前对他的臆测，确实不错，而这是基于我对他的歌的理解，对于一个真正的音乐人的了解。

高晓松最流行的作品，是一些蓝色调的情歌，像《

激励·异化·返本

有这样一个故事：

一个美国老人，喜欢清静；而偏有一群孩子在他的房子周围，嬉笑打闹，令他苦不堪言。于是他想了个办法——

这一天，他出来给了每个孩子50美分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让这里变得很热闹，我觉得自己年轻了不少，这点钱表示谢意。”

孩子们很高兴，第二天仍然来了，一如既往的嬉闹，老人再出来，给了每个孩子30美分，他解释说自己没有收入，只能少给一些，30美分也可以吧，孩子仍然兴高采烈的走了。

第三天，老人只给了每个孩子5美分。

孩子们勃然大怒：“一天才5美分，知不知道我们多辛苦！”他们向老人发誓，他们再也不会为他玩了。

这个故事，我以为应该是管理心理学里的某个寓言，但先将成人世界里的盘算按下不表，仅从孩子的“玩”来看，他们是多么容易被“美分”左右了自己的趣味，原本趣味盎然的“玩”，在“美分”的干预下，竟然这般兴致寡然。只可惜，此中没有一个孩子，站出来对大家说：“我们原本就不是为了美分而来的呀！”

然而，我们不会嘲笑这些孩子，因为，太多的成人，正是这样的一群孩子。

我们之中多少人，曾有单纯的梦想，却在功利的世界里迷失；

我们之中多少人，曾有简单的快乐，却在激励的策动下丧失？

激励，有时是一种异化，而我们许多人是无知无觉的。

在蓝天白云下奔跑，在水秀山青间漫步，在未知世界里求索，在放浪形骸或静晤一室间神会……人生来的快乐原本丰富多彩；而许多被我们称作“职业”的范畴里，也有许多是那般兴味盎然——音乐、绘画、制陶、建筑、写作、园艺、厨艺……甚至，还有孟子的“好为人师”。

药家鑫与曹操有何相干？

药家鑫，是近来的热点人物，这位撞伤了人后捅人几刀致死的年轻人前日被判了极刑，有人称好，有人惋惜。据媒体的采访看，似乎这孩子一向对人和善有礼，只是一时冲动酿祸，这恐怕是人们惋惜的主要原因吧；只是我一直没有想通一件事：他的车上，为何会备有足以致人死命的刀。你如果问身边的朋友，他们的车上备刀么，恐怕十有八九是否定吧，多半一愣后说：有螺丝刀。但，且不论刀的事，我昨天忽而将他与曹操关联起来，确实事出有因。

昨天跟学生共同探究《曹操献刀》里所表现的曹操的性格。此中前半篇，足见曹操之“雄”：众臣皆哭彼独笑，敢于挺身而出，誓杀董贼，为国除害；且能审时度势，一番陈词，令陈宫感其忠义，辞官相随。而此后因多疑兼残忍，杀尽吕伯奢一家，不禁令人慨然！但对曹操明知误会后却仍杀吕伯奢一事，班上一位男生的评价是：曹操虑事周全，若不斩草除根，必有后患。

我一时吃惊，旋即想起了药家鑫。药家鑫哪里只是冲动杀人呢？他的逻辑是：我若不杀她，此后必被她纠缠不清；况且农村人“常是蛮不讲理，狮子大开口”，更是后患无穷。

其实，药家鑫的逻辑，正是曹操的逻辑。

有人喜欢说，现代人的良心比古人黑啦；以此事看，其实，这样的黑心，岂非古已有之？

曹操为自己杀吕伯奢一家付出什么代价了么？没有。从小说情节看，只是陈宫离弃了他，这也着实对曹操无伤。而这并不是单独的个案。在中国古代的“成功学”里，多的是这样“无毒不丈夫”的案例。而留下“奸雄”“残忍”之类恶名，有些人似乎并不在乎。

然而现在是公民法制社会了，虽然还有人质疑这一点，但想以他人生命为代价让自己安生的人，终逃不过法网恢恢，可见社会的进步了。

关于“民族仇恨”的三个故事

m.young

许多许多年前，在日本仙台的一间教室里，许多日本人在为幻灯片里自己的士兵绞死敌军的间谍而欢呼；敌军是俄国人，间谍是中国人；欢呼的日本青年们激情澎湃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，教室里还有一个中国青年，他叫周树人。他没有仇恨身边的日本同学，而是，深深地为自己的同胞感到悲哀。那一天起，他下定决心要拯救中国人的灵魂。

许多年前，一个名叫穆伦·席连勃的小姑娘，坐在台北的一间阳光明媚的教室里，和她的同学们一起齐声朗读宋代名将岳飞的脍炙人口的词《满江红》，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——她忽然感到心跳加速，惧怖异常，因为，她恰是匈奴的后代，蒙古王族的后裔。教室里其他孩子都激情投入，他们都称炎黄子孙，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，教室里还有一个她。后来她以席慕蓉的笔名闻名于华语文坛，她的诗文中，有她始终没有剥离的草原情节。她没有恨岳飞，但曾经的惧怖给予她永生不忘的伤痕。

就在几年前，一位叫阎崇年的学者，在CCTV的百家讲坛上，讲康熙大帝的功德，而他没有意识到，他的观众里，有几位扬州的热血男儿，牙根咬得咯咯响，因为，他们是当年清军屠城受害者的后代。终于，他们得到了一个机会，在阎教授签名售书的时候，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，他们要让阎教授牢记，血腥惨烈的屠城，是不可以被历史抹去的。

……

战争，永是母亲的眼泪。

战争，永是民众的血肉飞溅。

一个个悲剧，烙在每一个有自尊的民族的心上。

也谈人与灾难

m.young

如果你听中国主流媒体的言论，譬如CCTV或中国之声，谈论近年的地震是否太多，其间专家一定会说：“不，现在的地震，包括强震的次数还在正常值范围内……”有些民众会认为这是扯淡，因为这与他们的感觉不同。而我只能说，我“没有调查，没有发言权”；而专家的“一家之言”，尚待进一步验证。而进一步验证的能力，依然掌握在确知历年地震数据的专家手中。等到各国专家都用他们所掌握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，我们就认了。

认了，于是不必恐慌，要考虑，如何对付灾难。

首先是避开断裂带，其次是建造结实的房子。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断裂带的位置而不避开，如果我们分明有技术造就抗强震的房屋，却造就了豆腐渣工程，那么，就是人祸，而非天灾。如果明知是人祸，却不惩处或改变，那么我们就只好等待下一场人祸。

可惜，中国境内的许多地震就是这样，一场场人祸，绵延下去——譬如云南盈江，2008年8月21日一场5.9级地震，“空心砖”房屋就是罪魁之一；可悲的是，2010年3月10日的5.8级地震，“空心砖”又砸死了人。那么其他地震多发区呢？大家可以自己去做调查。

是什么让人祸绵延？就盈江而言，是“资金短缺”让许多人家选择了空心砖做2008年震后重建的建筑材料，简单些说，因为“贫穷”。那么我们或许要问，他们不能得到足够的政府补助、社会救援或国际支援么？显然不能。再追问：为什么不能？国家的救灾专项拨款呢？各地捐助的善款呢？世界银行的援款呢？——没有人能回答。

贫穷，似乎可以做一切的根源。

“还不是穷死的？”《祝福》里的短工这样冷漠地评价祥林嫂的死。

余秋雨现象之我见

文/m.young

最近余秋雨再次被围观。今天的课前交流，我的学生小黄也谈了他。他了解余秋雨，是通过青歌赛、文革经历之辨、诈捐门、两度婚姻、因“徐家汇”暴富等事件来看的，总体上说，负面印象很深。

因为这个人物恐怕是现代中国文化圈绕不开的人物，我也曾推荐学生看他的几篇文章，所以，我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。

首先是文革中的个人历史。我认为，一个社会在历史特定时期的大债，是不该只找那个时代的小人物埋单的，尤其在这个“第一历史”已经难以寻觅的时代。当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挥手，多少人狂热得迷失了，更何况，他们在此前所受的教育，就在酝酿着这场迷失。那么，对年轻刚入世的余秋雨，我们有什么理由要他“排对队伍”呢？连巴金那样的老文化人，不也写了一些批判文章以求自保吗？我们当然是有必要反省文革，但是我不认为是要在具体的人（尤其是小人物）身上追究，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建设一个体制，使民族的灾难不再发生。

其次是与汶川灾区相关的事件。“余含泪”这一绰号的获得，使余秋雨在公众的形象再度遭损。当时“王做鬼”的鬼诗与“余含泪”的奉劝，活脱脱地解释了“御用文人”这个词。当然，也有人的批评比我的看法要狠得多，我并不以为然。一个知识分子，自己选择立场与价值观，是应该被尊重的，无论是他为统治者服务与否。我们会为苏轼一直辗转官场而不归隐指责他的立场吗？只是余秋雨比较倒霉地生在这个时代，围观者就将一些对政府的不满，迁责于他了。试想，一个站在政府立场上考虑问题的知识分子，自然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政府；既然当时政府的工作重点在救灾赈灾

此前我写了三篇小文《我眼中的北大风景》，有两个目的，一是为自己在北大拍摄的那些图片做一个注脚；二则是为钱理群先生这篇《校园风景中的永恒》做一个陪衬，为了朋友们能细细地体味这篇文章。  ——博主按

校园风景中的永恒

钱理群

中国有所北京大学。

北京大学有个未名湖。

未名湖畔有尊蔡元培校长的铜像。

——这都是中国风景中的永恒，校园风景中的永恒。

蔡元培先生的铜像是文革结束以后第一批北大学生自动发起建成的，是北大人用自己的心垒成的。

北大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周年校庆，北大人首先想起的，就是老校长。

于是，纽约校友集会郑重通过决议，建议将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；也有校友建议将在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室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。

这一切自然不会得到回应。就连北大在校师生将自己写的纪念蔡先生的文章寄给某大报，也被退回，理由是宣传蔡元培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

但民间的纪念是不用批准的。心的纪念是不受批准与否的限制的。

而这建立在民间的心的丰碑，才是真正不朽的。

蔡先生无愧于这样的民间纪念。因为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转折：从庙堂走向民间，走向自身，正是从蔡先生对北大的改造开始的。

在此之前，无论是１９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，戊戌政变，还是本世纪的辛亥革命，都是企图依靠国家的强权政治，或寄希望于政治强权人物，实行社会总动员与高度的组织化，以实现民族振兴，赶上西方先进国家。在这样的“国家主义”的思潮